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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往在云端:數字時代的人際關系》新書快遞

核心提示: 不過,與之相對的反烏托邦觀點卻擔心新媒體可能會讓人們脫離這些親密關系,因為他們會用中介化關系、甚至是媒體使用本身來替代面對面的交流。

《交往在云端:數字時代的人際關系》

[美]南希•K. 拜厄姆(Nancy K. Baym) 著

董晨宇、唐悅哲 譯

讀者對象

媒體研究、傳播學、社會學相關領域讀者、新媒體從業者

關鍵詞

人際交往 網絡 新媒體 社交網絡

內容簡介

互聯網和移動電話顛覆了我們對于自身和人際關系的許多傳統認知。說起它們對生活的影響,我們既焦慮、又興奮。在《交往在云端》中,南希•拜厄姆為數字媒體在人際關系中扮演的角色提供了批判性的思考框架。本書并沒有太多勸誡性的寓言故事,而是以研究數據為基礎,幫助讀者理解日常關系中的這些重要變化。

《交往在云端》將學術研究和生活實例相結合,回答了類似下面這樣的問題:中介化互動可以是溫情和私人化的嗎?人們在線上會撒謊嗎?在線上建立的關系可靠嗎?數字媒體會破壞我們的其他關系嗎?整體而言,本書強調,只有理解了數字媒體的特質,以及發展、使用它們的社會語境與人際情景,這些問題才能得到解答。

《交往在云端》反映了社交媒體和數字技術的最新發展,明確了新媒體帶給我們的困擾,同時也指出我們當下對于新媒體的評價與歷史上關于早期通信技術的討論其實并無兩樣。書中討論了我們應該如何使用中介化語言和非語言行為來發展社區和社交網絡,又如何去建立線上的新關系、維系線下的舊關系。

對于媒體研究、傳播學、社會學的學生和學者,以及那些希望更加了解數字媒體和日常生活關系的人們來說,《交往在云端》應該列入必讀書目之中。

作者簡介

[美] 南希•K. 拜厄姆,曾任美國堪薩斯大學傳播學教授,現任微軟研究院高級研究員。參與創立互聯網研究者協會并曾擔任主席。主要研究方向為社會傳播、新媒體和粉絲文化。 從20世紀90年代初開始研究互聯網,已出版5部作品。

章節目錄

第一章 新型人際關系

在理解數字媒體的性能及其社會影響的道路上,我們正處于一個不斷變化的時期。新媒體層出不窮,新的人群也開始使用這些工具,新的功能同樣在不斷涌現。哪些人被排除在數字中介的交往之外,哪些人因為互聯網而受益,這既非隨機,更非無關緊要。

第二章 理解新媒體

每一種新媒體出現時,人們面臨的挑戰之一就是如何理解它。而具體到技術與社會的關系來說,有三種論點較為普遍——技術決定論、社會構建論和社會形成論。而伴隨著人們對新媒體認知的不斷深入,馴化理論,這種認為通過馴化最終會將新技術融入日常生活的視角,開始逐漸為人們所接納。

第三章 數字空間中的傳播

技術決定論認為,社交線索的缺失和潛在的傳播異步性,使得中介化傳播的親密性、人際交往品質下降,甚至會產生敵對性矛盾。但人們在中介化互動中創造了新的語言表達方式和社交線索,以此為基礎創造了全新的社交語境和文化,并重塑了新媒體本身。

第四章 社區與網絡

技術的不斷進步,提供了全新的媒體可供性,交流的速度、交互性、可及性日新月異地改變,提供了全新的群體交流方式,讓原本處于社會底層的公眾有能力迅速聚集起來,表達自己的訴求,甚至形成新的公民參與和社會運動模式。但是,從社會形成論和馴化理論的角度看來,這種變化的具體路徑、走向和結果,似乎還并不明朗。

第五章 新關系,新自我?

網絡身份是通過復雜的技術過程創建的,但有什么人能夠接收信息,接收信息之后的反應,都在掌控之外,我們能做的只是管理信息而已。而在管理這些信息進而塑造自己的網絡身份的過程中,人們似乎并沒有如擔憂的那樣表現出與線下太過顯著的反差。從某種程度上來說,線上和線下交往一樣,如果你確實想要了解對方的真實面目,最需要的可能只是一點膽量。

第六章 日常交往中的數字媒體

技術可供性與來自個人、社會和文化的影響交織,因而媒介對于不同時間內,處在不同關系中的不同的人,意義完全不同,這也是在復媒體環境中交往困擾甚至矛盾的原因。隨著時間的推移,人們會逐漸習慣在線上開始并維持一段關系,但對在這種關系中的交往規范,或許會長期處于探索之中。

結語:賽博空間的神話

在第一代傳播技術發明數千年之后,人類仍然執著于保持人際關系和自身的真實性,努力培養有意義的人際聯系。這一路上,風雨交加、喜憂參半,但人類在生生不息的前進過程中卻仍然努力保持樂觀,并仍然會向彼此敞開懷抱。

致謝

參考文獻

索引

精彩樣章

文摘①

譯者序 社交媒體中的交往與想象

董晨宇 唐悅哲

我們先來講兩個故事。

1949年10月,33歲的美國作家海蓮•漢芙在報紙上看到一則售賣舊書的廣告,這家來自倫敦的書店宣稱自己收藏了不少舊書珍本。貧窮的漢芙猶豫再三,還是給書店老板寄去一封信。她在信中寫道:“先生……我只不過是位對書籍有著‘古老’胃口的窮作家。在我住的地方,總買不到我想讀的書。隨信附上一份清單,上面列出我目前最想讀而又遍尋不著的作品。如果您那里有這些書,而每本又不高于五美元的話,可否將此函視為訂購單,并將書寄給我呢?”

漢芙在落筆時絕不會想到,這封信會成為她與書店老板弗蘭克•德爾長達20年友誼的開端。在最初幾封信中,漢芙還尊稱對方為先生,但從第五封信開始,她就直呼其名,如同與一位相知已久的老友談天,購書甚至已經不再是那么重要的事情。更有好事者發現,德爾曾悄悄將信頭“漢芙小姐”改稱為“親愛的海蓮”,信件落款的時間是1952年2月14日情人節。

然而,漢芙與德爾的通信并沒有換來哪怕一次的見面。直到德爾去世的消息傳來,在漢芙心中,這個男人仍舊是一封封短信中的只言片語。之后的日子里,德爾的后人無心經營這家賺不到錢的書店,漢芙也久久不愿踏上英國的土地懷念舊人,她干脆將二人來往的信件編成了一本薄薄的小書,名叫《查令十字街84號》。

我們把時間再向前追溯幾百年,來到中國宋朝,講第二個故事。

宋代傳奇小說《流紅記》中寫過這樣一件事。書生于祐在宮門外散步,拾落葉一片,上有四句情詩:“流水何太急,深宮盡日閑。殷勤謝紅葉,好去到人間。”這首詩把宮女的生活寫得太幽怨了,于祐讀罷,便觸動了憐香惜玉的心弦,別取紅葉,回詩兩句:“曾聞葉上題紅怨,葉上題詩寄阿誰?”他將紅葉置于水上,看它漂入宮內。朋友聽聞后,莫不笑他癡情。

于祐數年趕考,都沒能取得什么功名,于是便來到一位姓韓的人家做教書先生。韓家的老爺見于祐生性淳樸,又未娶妻,便將自己的女兒許配給他。婚后,一日妻子整理房間時,發現于祐所藏紅葉,正是自己做宮女時所寫,于是潸然淚下,隨即取出自己當年撿到的紅葉,冥冥之中,“方知紅葉是良媒”。

試想一下,如果不是信件,漢芙與德爾恐怕永遠無法跨越遙遠的大西洋,在等待與書寫的交錯間傳遞著理想的溫情。如果不是紅葉,書生與宮女又怎能跨越幽閉的宮門,在冥冥中埋下這段緣分的伏筆?當然,在我們生活的21世紀,恐怕不會有太多人愿意承受等待的煎熬或將緣分寄托給天意,選擇通過信件或紅葉與他人產生交集。不過,似乎我們在做的事情與漢芙等人的所為沒什么本質上的區別。我們不如打個有點冒險的比喻:這一封封往復的信件,不就是漢芙與德爾那個時代的電子郵件嗎?這一片片紅葉,不就是書生與宮女那個時代的QQ漂流瓶嗎?

前互聯網時代中的社交媒體

這當然不止是在感性層面上開個腦洞而已。我希望表達的是,《查令十字街84號》中溫情的書信,《流紅記》中寄托愛意的紅葉,和我們在互聯網中親昵的交談,也許并沒有太多本質的區別,至少,它們都屬于所謂的中介化交往(mediated communication)。這樣一來,我們自然會產生一個疑問,當我們將微信與臉書(Facebook)視作數字傳播的革命,稱它們為“社交媒體”(social media)時,對書信和紅葉來講,是否有些不公呢?難道是因為書信和紅葉不夠社交嗎?

2015年出現了一本專門研究社交媒體的英文學術期刊,名叫《社交媒體+社會》(Social Media+Society)。這本期刊的主編齊齊•帕帕奇拉斯(Zizi Papacharissi)算得上是互聯網研究界的領軍人物。不過,她卻在創刊詞中給“社交媒體”這四個字潑了盆冷水。她說自己第一次接到邀請時,看了這個期刊的名字,就有點猶豫。她非常討厭“社交媒體”這個說法,既因為它體現出一種言過其實的暗示——社交媒體在社交性上是獨一無二的,也因為它本身存在著同義反復——當我們說起“社交媒體”時,難道在暗示,還有其他一些媒體不是用來“社交”的嗎(Papacharissi,2015)?如果從字面的意思來講,無論是《查令十字街84號》中的書信,還是《流紅記》中的紅葉,其實都是社交媒體。我們在讀中學時,給偷偷喜歡的人傳小紙條,現在想來,也是在使用社交媒體。只不過,隨著互聯網技術的發展,更多時候,我們似乎更愿意在深夜打開微信,對自己暗戀的人說一句:“在嗎?”

如果社交媒體僅僅突出媒體的社交本質,那么,湯姆•斯丹迪奇(Tom Standage)還要走得更遠一些。在談論人類社交媒體的起源時,他直接指向了古羅馬。斯丹迪奇是《經濟學人》的記者,特別鐘情于通過古今傳播技術的對比,來理解當下的現實問題。他寫了許多傳播技術史方面的暢銷書,其中一本叫作《從莎草紙到互聯網》(Writing On the Wall)(Standage,2015)。這里的“Wall”其實是一個雙關語,不僅指臉書上的留言板,同時也指古羅馬龐貝古城的殘垣斷壁。在那里,考古學家發現了一萬多條涂鴉。涂鴉的內容可以說五花八門,有人在上面求愛,有人在上面發表政治觀點,還有人在上面“出柜”。比如有一條涂鴉寫道:“賽昆杜斯想念普里瑪。”底下緊接著,普里瑪就回復說,自己也向賽昆杜斯問好。想想看,這些墻上的涂鴉,與我們在臉書留言板上書寫的對話,又有什么本質上的區別呢?

按照斯丹迪奇的描述,在古羅馬人的社交盛宴上,其實這些涂鴉還只是前菜,他們最經常使用的社交媒體,是蠟板和莎草紙。蠟板就是涂上蠟的木板,形狀和我們今天的平板電腦十分相似。蠟板比較沉,適合短途傳遞消息。如果是長途通信,古羅馬人更喜歡使用莎草紙,這是一種用尼羅河邊生長的草稈制作的紙張,價格相對貴了一些,但十分輕巧,便于攜帶。作者說,蠟板和莎草紙就是古羅馬時期的社交媒體,而幫助貴族傳遞這些信件的奴隸們,就是古羅馬時期的寬帶,他們將貴族們發送的信息連成網絡。

在古羅馬時期,著名的演說家馬庫斯•西塞羅就是個社交媒體迷。即便沒什么事兒,他也要和朋友通個信,問候一下近況。朋友們接到西塞羅的蠟板,就直接在空白的地方回復他,這不就是現代社交媒體的回帖功能嗎?如果通信的內容特別有價值,收信人還會讓奴隸抄寫下來,轉給其他朋友閱讀,激發進一步的討論,這簡直就是轉推功能。

從技術發展的高度上,莎草紙與微信當然不可同日而語。一方面,微信潛在地消滅了社會交往的時間和空間障礙,實現了“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時”的人類愿景;另一方面,我們同樣可以發現,社交媒體在發展歷程中不斷地接近面對面的交流:信件可以還原語言,電話可以還原聲音,視頻通話可以還原樣貌。如今,虛擬現實技術則可以還原場景(Bolter & Grusin,2000)。不過,即便如此,技術的精進不會改變的是人類的社交本能。不管是古羅馬時期的蠟板和莎草紙,還是我們如今使用的微信、微博,都是人類社交需求的實現途徑。因此,在社交需求方面,不管是古羅馬人,還是生活在21世紀的我們,其實都是一樣的,并沒有貴賤之分。

《圣經》中說,太陽底下無新事。同樣,社交媒體中的中介化交往,也并不是什么21世紀的新發明,甚至我們可以說,一切媒體其實都是廣義上的社交媒體。區別書信與微信并不是一件困難的事,但如果我們想要理解社交媒體的意義,便需要從人類的社交本能與欲望出發,理解書信與微信之間若隱若現的延續性。

讓陌生之事變得熟悉

理解社交媒體歷史暗線的意義,在于幫我們抽身而出,更為理性地思考技術的社會影響,為社交媒體祛魅。按照本書作者南希•拜厄姆教授的話來講,便是逃離烏托邦與反烏托邦的技術決定論思維(Baym,2015)。

回顧人類歷史,幾乎每一種全新的社交媒體(或更廣義的傳播技術)出現在人們生活中時,我們都難免會產生極端化的應激反應,要么認為它是洪水猛獸,要么認為它是救世靈藥。人們憎惡王者榮耀、抖音、今日頭條會毀掉青年一代;人們贊美人工智能會帶來美好的未來。這些簡單粗暴的憎惡與贊美,都在人類歷史上不斷上演,同時也反復被證偽。我們可以來試著讀讀這兩段話:(1)“這將是一座沒有屋頂的教室,教室的墻壁建立在整個地球上,每個家庭都是對哈佛大學的延伸”;(2)“新技術的卓越功能,將會把那些視覺化的手段和技術引入教育過程,對全世界的學生們來說,這將使得教育更加具有娛樂性和吸引力”。我在課堂上詢問學生,這兩段話讓你想起了什么,很多人告訴我,這不就是在說在線教育嗎?不過實際上,前一句是20世紀20年代對于廣播的評論,后一句是20世紀40年代對于電視的評論(莫斯可,2010:121,124)。

對于傳播技術的烏托邦和反烏托邦想象,還有更多的例證,如今看來,這些判斷都難免讓人笑場:“20世紀90年代,權威專家一致預測,互聯網將開啟一個文化民主的新時代,自主的消費者將要發號施令,舊的媒體寡頭將要腐爛和死亡。互聯網將振興民主。在世界各地,弱者和邊緣人將被賦予力量,迫使獨裁者下臺,并使權力關系重組。互聯網將會使宇宙收縮,促進國家間的對話和全球理解。”(Curran,2012)“在美國,人們擔心汽車會使青少年與家人產生隔閡,還指控書籍、漫畫、電影和電視會導致青少年早熟或成為少年犯。在美國歷史上,人們同樣會擔心19世紀中葉特別流行的廉價小說會損害其讀者的智力發展、增加他們潛在的反社會行為和犯罪概率。”(Baym,2015)

在研究者的世界中,這種烏托邦和反烏托邦思考邏輯也并不罕見。20世紀80年代,研究者基于媒體反饋速度、多線索溝通能力、語言使用能力和情感傳遞能力四個指標,將媒體分為貧媒體與富媒體(Daft & Lengel,1984)。這一區分的目的,在于通過媒體的“貧富差距”,確定它們的實際用途。例如有研究就發現,貧媒體更適合傳遞功能性的信息,富媒體更適合傳遞相對復雜的信息(Kiesler & Sproull,1992)。比如我可以通過即時通信工具和朋友約定聚會的時間和地點,但我們之間的情感關系,還是要依靠面對面的相遇來表達和增進。由此,我們似乎推演出這樣一個結論:社交媒體中的人際交往,注定是線索貧瘠的,社交媒體中的人際關系,也難免是相對膚淺和單薄的,這有些類似于雪莉•特克爾(2014)所說的“群體性孤獨”。

然而,問題的關鍵在于,技術并不能完全決定人們的使用行為,它也許可以決定使用的起點,但卻不能決定使用的終點。在整個過程中,人們進行情感交流的本能,永遠是推動“情感補償”行為的原動力。

情感補償的第一種策略是標點符號的創意性使用,這要從20世紀70年代談起。1972年,也就是阿帕網問世后的第三年,卡內基•梅隆大學的教授斯科特•法爾曼(Scott Fahlman)提出,由標點組成的 :-)可以用來表示微笑。這種字符表情其實就是繪文字(emoji)的前身。有趣的是,這種創造性表達看似簡單,但卻可以反映出一些文化上的特質。比如在日本,人們使用的微笑字符是在平直的嘴巴上方畫上一對瞇起的笑眼(^_^),這反映出的正是日本人在公共場合不能肆無忌憚地表達情感的禮儀。因此,注重用眼部來展露情感的文化特征反映在了微笑字符之中(Yuki,Maddux & Masuda,2007)。在中介化交流中,標點符號被賦予了新的意義。比如,省略號在中介化傳播中,更多會表達“為難”,而不是像書面語一樣表達省略。

其次是文字的創意性使用。拜厄姆教授在本書中舉過一個例子,在英語世界中,表達我很繁忙,可以直接說“I am so busy”,但如果用戶想在中介化交往中強調自己的情緒,便可以把這句話的副詞大寫(I am SO busy)、修改副詞的形式(I am sooooooo busy)或重復性、非正規地添加標點符號(I am so busy!!!!!!)(Baym,2015)。在漢語世界中,人們也會使用文字、字母、數字的組合來表達情感。比如在幾年前,年輕人經常會把“你是不是傻”寫作“你4不4灑”,來表達無惡意的戲謔和調侃。

除此之外,還有一種更具文化色彩的情感補償方式,即所謂的“視覺方言”(eye dialect)(Haas et al,2011)。視覺方言是一種故意的、不標準的拼寫方式,用以表示文字的讀音和地域特色。這種方式在英文中分為兩種,即詞匯視覺方言和聲音視覺方言。比如,用k表示ok,gonna表示going to都屬于詞匯視覺方言;而hmmm……(呃呃呃,表示猶豫),hahaha(哈哈哈)則屬于聲音視覺方言。這種互聯網中的“方言”還可以用于增進親密感、建立文化身份的認同感。例如推特上的黑人用戶經常會使用一種被稱為“黑人推特”(black twitter)的語言來表達彼此之間的熟悉與親密,例如他們會用wit代替with、用tryna代替trying to、用you代替your,還喜歡在形容詞后添加ass來表達更加強烈的情感,例如“stupid ass”(Florini,2014)。

讓熟悉之事變得陌生

當我們談到“讓陌生之事變得熟悉”時,想要傳達的是這樣一個觀點:不論是普通讀者還是研究者,在面對新媒體時,需要把新生之事放進歷史的脈絡中,才能更為清晰地洞察到它的真正意義。或者說,只有在經歷資本的瘋狂之后,一種新媒體變成我們身邊熟悉的事情,我們對其社會意義才能獲得更為冷靜的思考和判斷。丹尼爾•米勒(Miller,2011)的這段話完美地佐證了這種因熱情而生的偏狹:“每當一種新媒體興起時,總會出現一模一樣的觀點。舉例來說,菲律賓的EDSA革命能把總統趕下臺,就被歸功于移動電話的出現,因為人們是通過發短信來協調政治抗爭的。不過,更加清醒的分析卻表明,移動電話的影響被夸大了。今天的人們已經不再認為,移動電話在政治方面具有特別的革命性,部分原因在于這種熱情已經被轉移到了社交網站上。”

“讓陌生之事變得熟悉”,是社交媒體研究者需要進行的“祛魅”;相反,“讓熟悉之事變得陌生”,則是社交媒體研究者需要進行的另一項工作。社會學家克莉絲汀•海恩提出了一個說法很有意思:因為這些社交媒體對我們來說太熟悉了,普通人也不難形成一些觀點,這就帶來了一種“平庸化”(banalization)的危險(Hine,2015:9),甚至會讓人覺得,這些司空見慣的事情有什么可以研究的?此時,研究者要做的事情,就是“重新前置平庸的事物”(Reforeground the banal)。換句話講,就是借助專業的方法性工具,把平常無奇的事物,重新擺在顯耀的位置上,賦予它們新的意義與解讀。

為了解釋這個觀點,我們不如從社交媒體研究中最為基礎的概念談起(把更為精彩的洞見,留到拜厄姆教授的正文中吧)。如果我們暫不考慮斯丹迪奇對古羅馬的召喚,僅僅聚焦以互聯網為基礎的社交媒體,那么,何謂社交媒體呢?這似乎是一個“幼稚”的問題,因為社交媒體離我們太近了。不過,正因為這種接近,讓我們甚至不愿多花時間來思考社交媒體究竟是什么,甚至一時慌了手腳:“這……很難一句話說得清吧。”那么,不如我們再把問題縮小一些:推特(Twitter)是社交媒體嗎?

我想大概沒人會否認,Twitter是社交媒體,因為人們會在上面相互“關注”。不過,在2010年,計算機研究領域中就出現了一篇“挑刺兒”的論文,提出了這樣一個挑戰常識的研究問題:Twitter究竟是什么,是社交媒體還是新聞媒體?(Kwak,Park &Moon,2010)。三位作者抓取了4 100萬名Twitter用戶的好友關系,發現了這樣三個有趣的結論。第一,被關注人數超過100萬的用戶總共有40位,要么是布蘭妮•斯皮爾斯這樣的公眾人物,要么是《紐約時報》這樣的媒體賬號,可以肯定的是,這些賬號幾乎不會反向“關注”那些關注他們的人。第二,只有221%的用戶的關注關系是雙向的,和其他社交媒體比起來,這個數字是非常低的,比如在圖片分享網站Flicker上,互粉關系占到了68%。第三,676%的Twitter用戶是沒有被任何人關注的。綜合這三個結論,Twitter的主要功能究竟是獲取信息,還是建立關系,本身就要打個問號了。倘若真如結論所言,Twitter的信息功能壓倒了關系功能,那么,它究竟是新聞媒體還是社交媒體呢?

當然,一種解釋是,按照亨利•詹金斯(Jenkins,2005)的說法,我們生活在一個“融合文化”的時代中,很難找到一個純粹專注一件事的平臺。換句話講,我們不能要求Twitter只做社交,也不能禁止Facebook推送新聞。當我們談到社交媒體時,其實面對的是功能側重性千差萬別的互聯網平臺。對于這一點,我們可以從商學院的研究中獲得一些啟發,例如,簡•基茨曼等人的研究就展示了不同社交媒體平臺之間的差異(Kietzmann et al,2011)。他們提出了社交媒體的七個功能塊,分別是分享、在場、關系、身份、對話、群組與聲譽。比如,職場社交平臺LinkedIn更加重視幫助用戶建立“身份”,位置打卡平臺Foursquare更加聚焦于用戶的“在場”感,視頻分享平臺YouTube更加突出“分享”,臉書則更加強調用戶之間的“關系”。這樣一來,社交媒體就像是一把巨大的陽傘,把這些形態各異又松散相連的媒介平臺罩在下面,并給它們取了一個看似整齊的名稱:社交媒體。

這種策略一方面讓“社交媒體”這一稱謂充滿了想象的張力,另一方面,卻讓定義它的嘗試變得越發難以實現。當這些平臺都被我們統稱為社交媒體時,接下來一個殘酷的問題便是,什么不是社交媒體呢?畢竟,社交元素已經越來越成為手機App中的標準配置,Apple Watch等可穿戴設備在強調社交,鼓勵人們分享自己的健身數據(你的朋友中是否有這么一個人,為了爭取行走步數第一,每天晚上硬著頭皮在馬路上晃悠?);網易云音樂鼓勵用戶把自己喜歡的歌曲分享到微信中,讓朋友們聽到(除此之外,我曾經真的在網易云音樂App上發私信和朋友約過一起吃飯……);就連滴滴順風車的廣告也告訴消費者“粉色星期三,你有短裙,我有暖風”(此處省略一百字不便印刷的評論)。如果我們把具有社交性的互聯網媒體都稱為社交媒體的話,那么,整個互聯網中,恐怕剩不下幾個媒體不是社交媒體了。

因此,社交媒體這一稱謂總在時不時被過度使用。隨著社交媒體的流行,社交媒體這把傘的面積簡直要遮住整個互聯網世界。當然,這也許不過是“知識的商品化”的軌跡:社交媒體帶有資本紅利,資本就會貼標簽,反過來,社交媒體的概念外延也便愈加蔓延和模糊,創造了一些新的詞語。這樣一來,學術概念成為一種商業產品。“這種商品化的趨勢愈演愈烈,幾乎發生于所有的科學和藝術創造之中”(蓋恩,比爾,2015:4)。

畢竟,這是一個你管鄰居借個電鉆,都可以稱為共享經濟的年代。

《交往在云端》的一種讀法

以上幾千字的自言自語,并非希望喧賓奪主,而是想要借助以上兩種邏輯,為讀者提供一種閱讀這本書的方法。

不如我們把閱讀看作一場旅行,如此一來,本書的第一章和第二章,便是旅行前來打包一些行李。第一章重點落在互聯網技術可供性(affordances)上,這也許是我這樣的文科生最大的軟肋。當我們談論互聯網時,多數在聚焦關系與文化,少數在關注技術本身。拜厄姆教授為此提供了七個理解互聯網的關鍵概念:交互性(interactivity)、時間結構(temporal structure)、社交線索(social cues)、存儲(storage)、可復制性(replicability)、可及性(reach)和移動性(mobility)。第二章重點落在對待技術的不同想象上,即技術決定論(technological determinism)、技術的社會構建論(social construction of technology)、技術的社會形成論(social shaping perspective)與馴化(domestication)。這也呼應了譯者序中我們談到的“祛魅”問題。我們當然需要正視“技術決定論”的價值,尤其是在這樣一個技術更新飛速的時代,技術的社會影響是我們無法逃避的關鍵詞;不過,我們更應該理性地考慮到這一過程的“互動性”,從社會因素出發,考慮社交媒體使用的“意外可能”——沒人想到美國社交網站Orkut會迅速被巴西人和印度人占領;App的開發者也不會料到,人們以一種反社交的方式使用社交媒體。例如有人會使用地理位置打卡的App,避免遇到剛剛分手的前任。

打包好我們的行李,在之后的章節中,讀者也許會發現,拜厄姆教授在表達自己的觀點時,存在一條暗線,也就是通過分析人們對于技術可供性“不可預料”的使用方式,來駁斥技術決定論。

本書第三章聚焦數字空間中的傳播“線索”(cues),拜厄姆拒絕了技術決定論的線性思維方式,而是關注用戶如何在這些社交媒體上重塑了媒體本身。按照拜厄姆的話來講:“人們并沒有就此放棄,也沒有甘于接受貧乏的社交線索,僅僅進行沒有感情和關懷的中介化互動。相反,交流的必要性激勵人們創造性地使用這些線索,以便能夠表達感受、開展游戲、進行表演,并創造身份、關系和群體語境。”第四章聚焦網絡“社群”(community)。同樣,拜厄姆拒絕了技術決定論的線性思維方式,不認為線上社群一定能夠解決美國人“獨自打保齡球”的困境。她采取社會建構論的視角,關注“那些影響線上和線下社區的社會力量,其中包括參與者的社會身份、激發線上行為的不同動機,以及圍繞如何在線上行事、哪些技能必不可少所發展出來的社會規范”。第五章聚焦互聯網中的“自我”(self)。同樣,拜厄姆也拒絕了“線上關系一定更加膚淺”“線上自我一定更傾向于欺騙”的技術決定論思維方式。她援引了不少近年來的研究,證明“技術可供性能夠影響自我呈現,但并不決定它”。第六章聚焦“交往”(interaction),技術決定論再次成為拜厄姆教授批判的對象,因為“媒介對于不同時間內、不同關系中的不同的人,都具有不同的含義”。除此之外,社會、文化、年齡、性別、個體人格特質等因素,同樣會影響用戶對于社交媒體的具體使用方式。

一本譯著最大的受益者,往往是譯者本人。因為恐怕沒人會像譯者一樣,和書中的每一個字反復較勁兒。一年前,出于對本書的喜愛,我將它推薦給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的翟江虹老師,一年之中,我與唐悅哲一起,把這本英文書變成了“方塊字”。我相信,無論是社交媒體的普通使用者,還是社交媒體的專業研究者,拜厄姆教授都為之提供了值得關注的洞見。當然,在翻譯的過程中,我們雖然盡心盡力,但因為水平有限,難免有不妥之處,敬請讀者不吝賜教。

對于社交媒體的解讀,我們已拖沓太久,本該早點謝幕。剩下的時間,有請拜厄姆教授登場。  

文摘②

新技術接受中反復出現的主題

經常有人認為媒體特性將會引發某些社會后果。在這一小節中,我將梳理一些在大眾媒體中有關新媒體和社會生活的常見主題。除了之前提及的理論家和技術文化史學家,我也參考了珍娜•奎德尼•安德森(Janna Quitney Anderson)(2005)編寫的一本預測與描述互聯網的書,這本書匯集了20世紀90年代早期美國報紙、雜志等媒體中的報道。同時,我還借鑒了雜志《紐約客》(The New Yorker)中的漫畫和專欄。這份雜志歷史悠久、頗具影響,早在20世紀20年代創刊時,便以幽默的方式質疑我們和技術的關系。《紐約客》中的兩個廣受歡迎的專欄“安•蘭德斯”(Ann Landers)和“親愛的艾比”(Dear Abby)以回信的形式向讀者提出生活建議,它們也帶給我很多啟發。《紐約客》的目標受眾是那些生活在城市、受過良好教育并且比較富裕的社會階層人群,而這些人也極有可能是最先接觸互聯網和早期新技術的一群人。在20世紀90年代中期,“安•蘭德斯”和“親愛的艾比”的讀者數量加起來有1.1億之多,它們探討了互聯網在人們的親密關系中扮演了何種角色。在當時的大眾媒體中,這很有可能是獨一無二的。這些資料看似瑣碎、愚蠢甚至有些八卦,但它們在反映大眾文化態度方面的能力不該被低估。作者和編輯在設計傳播內容時,一定想要與受眾34關心的事情產生共鳴,他們的生計仰仗于此。相比之下,其他一些信息來源,比如我們在接下來幾章中將會關注的學術研究,或許能更加準確地把握新媒體的影響,不過,大眾媒體中的信息卻更有可能影響人們對新技術的態度,以及他們隨后的行為。在本部分中,我將考察以下幾個主題:中介化交流和關系的真實性、中介化互動的質量、新型關系的形成、匿名的影響(誠信、欺騙、解放和潛在的階層消除),以及對既有親密關系的影響(親密關系會因此變得更親密嗎?它會被中介化的關系所替代嗎?它會不復存在嗎?)。在這一部分中,我暫時不會討論兒童群體。在后面的社會建構論部分,我將重點討論兒童擁有的自主權如何對他們造成危害。

蘇格拉底認為,寫作提供的“不是真理,而是真理的贗品”,這一觀點仍與我們息息相關。大多數(即便不是全部)對于中介化人際關系的討論都有一個核心,即強調中介化互動所維持的人際關系并不真實。許多人“害怕真實的人際關系已經不可挽回地消逝了”,但也有一些人期待“傳播技術能加強人們的聯系”(Sturken & Thomas,2004:3)。電話剛出現不久時,不少人擔心它最多只能維持“一種貌似‘真實的’關系”(Fischer,1992:224)。這種根深蒂固的假設同樣反映在以下的習慣之中:我們經常使用“虛擬”(virtual)一詞指代線上關系和線上群組,卻用“IRL”(即in real life,意為“在現實生活中”)這一縮略詞來描述線下聯系。

人們常常會質疑中介化互動的質量,認為技術中介會剔除那些內涵豐富的社交線索(這是下一章我們要深入探討的話題)。瓦爾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提出過一個著名的觀點:有形藝術的重要價值在于其“光暈”,而在機械復制時代,這種光暈卻消失了。什么才是光暈,本雅明并沒有給出一個確切的定義,他僅僅使用否定的方法,宣稱“在機械復制時代凋萎的東西”,便是藝術作品的光暈。與本雅明相仿,互聯網批評家斯托爾(Stoll)(1995,引自Anderson,2005:65)認為,與書信相比,電子互動是冰冷的。“紙張不會老化,簽名也不會褪色。也許未來一代會把他們的羅曼史刻錄在軟盤上,[但]我更想要一個裝滿舊信的鞋盒。”

電子信息常常被認為是“空洞的”。例如,市場調查公司Pear Analytics在2009年的一項研究中,將Twitter上40%的信息歸類為“毫無意義的喋喋不休”(“Twitter tweets are 40% ‘babble’”,2009)。我們對電話也有同樣的抱怨,認為通話中充滿了空洞的對話,即使雙方無話可說時,也往往不得不為了交流而交流。類似的批評還可以追溯到1927年《紐約客》的一幅漫畫中,漫畫里一位衣著華麗、精心打扮、一臉富態的女人倚在沙發上說:“先別掛,親愛的……我正在思考我腦子里在想些什么。”

互聯網帶給我們的期望之一,便是它能夠擴大我們潛在的關系網,并發展新的關系(在第五章中,我們將回到這一話題)。例如,1996年,一位芝加哥網友給安•蘭德斯寫信說:

我是在網上認識我女朋友的。她是加拿大人,而我住在伊利諾伊州。我們僅面對面聊過一次,但是在過去的幾個月里,通過網絡交流,我們加深了對彼此的了解,并且墜入愛河。我們每周打兩次電話,每天晚上用電子郵件溝通,還計劃了四次約會。

我還在網上交了很多朋友。雖然大部分應該永遠見不到面,但是每當有人沮喪時,我們總會伸出援手,當一切順風順水時,我們也都會感到高興。

僅僅是在網絡新聞組里,我就認識了很多朋友。到目前為止,有四對有情人終成眷屬,還有好幾對情侶正在交往,而且很可能要結婚了。沒有誰的生活會被拴在網上,但我們的確會經常上網看看這些線上伙伴們過得怎么樣。

當然,許多人也會質疑在網上交朋友是否和面對面交朋友一樣真實。中介化環境之所以會導致不確定感,原因之一便是視覺和聽覺方面的社交線索比較匱乏,因此,人們難以相信他人所聲稱的身份,這也是匿名問題的關鍵所在。有關互聯網匿名性所引起的希望與恐懼,彼得•斯坦納(Peter Steiner)1993年在《紐約客》上刊登的漫畫表達得最為淋漓盡致。漫畫中有兩條狗,一條坐在電腦前的椅子上,另一條坐在地上。坐在電腦前的那條對地上的狗解釋道:“在網上,沒人知道你是一條狗。”安德森(Anderson)(2005:228)評論說:“這句話將永遠是網絡文化的試金石。”這幅漫畫不僅出現在很多學術38文章和書籍中,也在維基百科上擁有自己的主頁,從重印權和展示權的申請量來看,它還是《紐約客》歷史上最受歡迎的漫畫。僅僅在2009年,這句話就在Google上被搜索了25萬多次,截至2013年,總搜索量更是達到了近5 300萬次。除此之外,這幅漫畫還出現在愛沙尼亞一本關于互聯網的書的封面上,這也足以證明它的跨國影響力(InstitutZaEtnologiju I Folkloristiku,2004)。

雖然斯坦納也承認,當他畫這幅漫畫時,自己其實并不清楚這到底意味著什么,但《紐約客》的卡通編輯羅伯特•曼科夫(Robert Mankoff)卻認為它“完美預測了互聯網的前景及問題”(2004:618)。這幅漫畫究竟是場美夢還是噩夢,恐怕要取決于一個人扮演的角色了——你是那條狗,還是那個不知不覺在與狗聊天的蠢貨。

當然,沒有人真會相信家里的寵物能夠上網,還能假裝自己是人。不過,人們通常會認為,匱乏的社交線索會更容易導致欺騙。正如有人在1994年寫給“安•蘭德斯”的信中解釋的那樣:

網上的每個女人都把自己描述為辛迪•克勞馥(Cindy Crawford),每個男人都把自己形容成湯姆•克魯斯(Tom Cruise)。女人隱瞞自己真實的婚姻狀況、體重、年齡和職業。告訴你吧,安,有些在網上自稱是女性的人,其實是男的。

我們將在第五章中講到,真實的自我呈現往往并不是簡單的對錯問題。互聯網有可能讓人們從現實語境的束縛中獲得解放,因此,有些人會在網上變得格外誠實。一位來信者向艾比承認,雖然她在網上的身份是假的,但她在網上投入的情感和關系卻是真實的:

我和一位英俊、聰明、富有愛心的男人相愛了。我們在一起很快樂,也訂婚了。那么問題呢?我們是在網上認識的。艾比,他以為我26歲,但其實我不是。我和他說的很多東西都是假的。事實上,我才12歲。

在社會層面上,匿名性讓人們有可能從彼此的種族、年齡、性別、是否殘疾等社會區分中獲得解放。斯丹迪奇(Standage,1998)講過一個故事,兩個人對彼此的種族身份一無所知,卻通過電報交流并建立了跨種族的人際關系。一種早期關于互聯網的論調認為,社交線索的減少會讓人們重視彼此的內在價值,而不是交流者的地位。于是,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夢想的世界便可以在互聯網中得以實現——在這個世界里,我們以品格而非膚色來評價一個人。1997年的“超級碗”中,某著名電信公司打出這樣一條廣告:“無種族、無性別、無年齡、無疾患,唯有思想。烏托邦?不,是互聯網。”Facebook和(一段時間內的)Google+這樣的網站堅持要求所有個人賬號都應該使用真實姓名,而且它們鼓勵用戶發表可被識別的信息,例如真實的地點和時間。

與此同時,許多人,尤其是那些中上階層群體,卻認為社會區分是一種非常有用和必要的手段,它可以保護自己和家人免受不必要的外在影響和威脅(Marvin,1988;Spigel,1992)。對于他們來說,通過技術抹去社會地位信息是非常可怕的。長期以來,傳播技術都被視為家庭問題的來源,因為它容易讓人們與其他階層的人發展出“不合規矩的戀愛關系”(Marvin,1988:73)。人們擔心電話可能會讓他們與其他年齡、階級和種族的人產生“錯誤的”社會交往(Fischer,1992:225)。在電話發展初期,許多文章批評那些動不動就給紐約市長打電話的人。這些人也許認為這就是技術發展的烏托邦式結果——允許他們接觸那些地位更高的階層,同時還能擁有更多政治參與的權利——不過,對市長和其他精英階層而言,這卻是一種打擾和威脅。此外,即使普通人并沒有入侵特權階層的庇護所,傳播工具也會替他們這樣做。有人認為留聲機和收音機會使人腐化、墮落,因為它們將黑人音樂家創作和演奏的拉格泰姆音樂(ragtime)和爵士音樂帶入富裕的白人家庭,這無疑縱容了種族間的互動(甚至是性!)(Douglas,2004[1999])。

一直以來,在網絡上建立新型人際關系讓人們可以“組裝自己的電子鄰居”,當然,這到底是好是壞,人們眾說紛紜(Dertouzos,1991,in Anderson,2005:49)。有些人,比如德圖佐斯(Dertouzos),認為這是一種樂趣,但也有人擔心,技術不僅不會減少社會階層之間的差異,反而會復制或增加更多社會鴻溝。1995年,布朗(Brown)在《西雅圖郵報》(Seattle Post Intelligencer)上擔憂道:“信息高速公路確實能將我們與那些擁有相似興趣、信仰的人們連接起來,但我們卻越來越少和那些與自己不同的人進行溝通。從社會層面上看,我們也許會發現自己正在回歸到一種同族意識(tribalism)之中,依據種族、民族、意識形態的界限來尋找自己歸屬的群體,并且只選擇去接觸那些我們的身份和信仰所認同的信息。”(引自Anderson,2005:64)伊萊•帕理澤(Eli Pariser)(2011)在《算法統治一切?》(The Filter Bubble)這本書中也提出了類似顧慮,即算法會根據人們的興趣,來塑造人們在網上看到的內容。

在技術決定論看來,對于人們憑借面對面交往維系的親密關系來講,新型傳播媒體就像是一把雙刃劍。電話讓人與人之間更加親近,幫助人們建立社區,還能41減少孤獨感(de Sola Pool,1977;Fischer,1992)。電的發明讓家務勞動變得更輕松,這就減少了夫妻間的矛盾,因此能夠降低離婚率(Marvin,1988)。汽車的普及實現了人們家庭聚會的夢想,我們也經常能在媒體上看到一家人自駕出行的畫面(Fischer,1992)。在早期廣播和留聲機的廣告中,也經常描繪這種幸福家庭的畫面:在客廳中,父母坐在收音機或留聲機的周圍,稚氣未脫的孩子向他們投去認同的目光。斯皮格爾(Spigel)(1992:3)對電視早期階段的大眾傳播如此分析道:“(電視)被描述為治療戰時生活下心靈創傷和家庭破裂的靈丹妙藥……它能重建家庭團聚的信心……然而……反烏托邦的觀點也同樣發出警告,認為電視會損害家庭關系、破壞家庭的有效運轉。”

在當代數字媒體的背景下,人們依舊希望新型傳播技術能夠讓家庭成員和愛人彼此相連。如今,有人用Skype與他們的孩子們取得聯系,也有人購買手機服務商的“家庭計劃”套餐,讓家庭成員可以保持溝通。《連線》雜志(Wired)在1995年的一篇文章中曾預測說,在新的傳播等級體系中,家庭將會上升至頂層。“每個家庭都將擁有屬于自己的郵件列表,每位成員都囊括在內……我覺得規則差不多會是這樣的:朋友在陌生人之上,家人在朋友之上;在這些分類之中,地理或者時間上較近的人,會凌駕于較遠者之上(Hapgood,1995,引自Anderson,2005:64)。”

不過,與之相對的反烏托邦觀點卻擔心新媒體可能會讓人們脫離這些親密關系,因為他們會用中介化關系、甚至是媒體使用本身來替代面對面的交流。在20世紀早期,人們擔心電話可能會取代登門拜訪(Fischer,1992)。對于電視,人們也有同樣的擔憂。比如,在一幅1962年《紐約客》的漫畫中,一對夫妻正坐在餐桌前,丈夫把臉埋在報紙里,而妻子正在看電視。在電視畫面中,一對情侶正共享一頓浪漫的晚餐。電視屏幕中雖然展現了夫妻之間的親密,但現實中,新媒體(電視)和舊媒體(報紙)則阻斷了這對夫妻的交流。42在2013年社交網絡上,也流傳著一張主題相似的照片。這是一張富有歷史感的黑白照片,上面是一輛滿載的火車,乘客們都背對著鏡頭閱讀報紙。這幅照片的題目是“技術讓我們反社會”。

在數字媒體破壞人際關系的故事中,一種常見主題便是“網絡出軌”(cyberaffair)。互聯網在美國剛剛開始普及時,雜志專欄經常把它比喻成“家庭破壞者”。不管是讀者來信還是專欄作者的回復,都會反復講述一些男人或女人在網上邂逅了新的戀情(或迷上了網絡色情),最終導致婚姻的破裂。1995年,一封寫給安•蘭德斯的信件懇求安告誡讀者:“一個陰險的怪物即將襲擊美國人。它將以聞所未聞之勢摧毀更多人的婚姻和生活。它就是互聯網。”安•蘭德斯也認為這種現象十分猖獗,她在1998年寫道:“我收到的郵件告訴我,互聯網將成為下個世紀的頭號家庭破壞者。”

除了對親密關系的破壞之外,互聯網和其他新媒體也經常被認為是社會孤立的罪魁禍首。海斯(Hays)在《華爾街日報》(Wall Street Journal)上猜測說:“在互聯網上與別人聯系,可能導致人們比以往都更加孤立,因為人們不再需要面對面的接觸。如果一位煩惱或害羞的上班族能夠非常容易地在網上找到慰藉和認同,那么,她是否會更不愿意在工作中尋找朋友呢?”(1993,引自Anderson,2005:96)。在20世紀90年代后期,“安•蘭德斯”和“親愛的艾比”的來信者經常把互聯網用戶稱為“癮君子”,過度“沉迷”網絡世界破壞了他們在現實中的親密關系。一位來信者寫道:

和我結婚22年的丈夫如今就像一個隱士一樣。他拒絕接受所有的社交邀請,不再參加孩子們的活動,瞞著我偷偷上網。他就像個酒鬼,雖然他向我道歉,并且承諾改變,但是一打開電腦,他就整天坐在那里,直到凌晨。(1998)

“當人們在網絡空間玩得更開心時,他們就不會再想走出家門了。”英國《獨立報》的未來學家費思•帕帕考恩(Faith Popcorn)如此警告道(Anderson,2005:67-8)。在《美國新聞和世界報道》(US News & World Report)中,尼爾•波茲曼(Neal Postman)設想了一種未來世界的場景,簡潔地概括了反烏托邦式的恐懼:

因為我們沒有及時察覺并且扭轉這一過程,公共生活將會消失,令人眼花繚亂的技術幾乎將所有的社會活動私人化……我們用視頻電話和電子郵件取代了和朋友會面……我們害怕真實的人,也終將忘記如何在公共場所中行事,而公共場所幾乎完全被犯罪分子占領。我們其他人也并不需要與彼此相處。(1993,引自Anderson,2005:96)

總而言之,有關傳統傳播技術和數字媒體的技術決定論非常相似,都經常聚焦于身份的真實性和“現實”關系的幸福感。烏托邦觀點強調技術的光明面,認為科技將幫助人們擺脫地理的束縛和邊緣化社會身份的桎梏,釋放真實自我,讓人們在豐富線下關系的同時,也能在線上建立新的關系。錯綜復雜的反烏托邦觀點與此恰恰相反,它更加關注欺騙行為、同族意識,以及社會階層差別的消失。這也在我們心中累積了諸多縈繞不去的陰霾:傳播技術將會使我們彼此孤立;讓我們生活在巨大的蠶繭中,只能容下與自己相似的群體;我們更喜歡機器,而不是人。這都是些預測性的言辭,

反烏托邦觀點更加關注欺騙行為、同族意識,以及社會階層差別的消失……它們不僅表達了一種有關科技的觀點,至少在同樣程度上也表達了社會對待技術的一種立場。這些觀點發掘了人們對于信任、聯系、保護與自我保護的深層需求。更重要的是,它們不僅表達了一種有關科技的觀點,至少在同等程度上,也表達了社會對待技術的一種立場。這些觀點發掘了人們對于信任、聯系、保護與自我保護的深層需求,以及這些需求引發的持續不斷的斗爭。

來源: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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